1952年10月，恰是老舍笔下北平最美的秋，天气不冷不热，昼夜长短也划得平均。为了新中国科技力量的增强，为了中华民族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新中国第一所航空高等院校“北京航空学院”诞生了。那时候，选定为北航校址的元大都“蓟门烟树”城门以北至柏彦庄湧寿寺之间的大片土地，还是一片乱葬岗和荒滩地。但那批心怀航空报国的青年依旧从四面八方赶来，这片土地，因为他们而充盈着热血，因为他们而散露出生机。
卓荦聚柏彦
这批学生是特殊的一代，时光追溯到他们年少时，战争的炮火还在华夏的土地上蔓延。“如果天空中有我国强大的空军，敌人的飞机还能横行霸道吗”，年轻的戚发轫怒火中烧。高考时他毅然决然将所有的志愿都填报为航空院校，为的就是壮大祖国的航空力量，为的就是人民不再受外敌欺侮。同样来自东北的王永志出身农村，原本是想做一名生物学家，改良物种，提高作物产量，使人民富起来。但战争的硝烟弥漫在鸭绿江畔，敌机的轰鸣叩击着国人的心弦。王永志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实力，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学生物促发展只是一句空话。他的志向由此来了个急转弯，从地下到天上，从作物到飞机。而战火无情，也从东北肆虐到江南，打破了水乡的安宁。出生在上虞的钟群鹏院士，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整个童年。1952年年轻的钟群鹏被组织分配到团中央办公厅，但他却请求“支援国家建设”报考大学，立志学科学。技术救国是钟老的家规，更是钟老的志向。而不论是戚发轫、王永志还是钟群鹏，他们都是那一代的缩影，同一颗赤子之心，同一个救国之梦。
那年北京航空学院刚刚成立，来自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八所院校航空系科的教师组成了学校最初的队伍，近五百名新生的航空报国梦有了归属。正如郭孔辉院士所言，“高考，我很幸运，考取了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的航空学院（第二年院系调整为北航）。不少同窗多年的同学都羡慕我，向我道贺。”考上心仪的院校，航空报国有了起点，是郭老所庆幸的，也是那一批学子所庆幸的。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北航现在的校园，考上北航的新生一部分被分到清华的筒子楼，一部分被分到北京工学院的临时平房。第二年他们迁到北航新校址时，校园还是一片繁忙的工地，建好的只有飞机系教学楼和一栋学生宿舍。当时很多课在工棚里上，“那时的北京比现在冷多了，半夜从工棚改成的厨房端了元宵回宿舍，没到宿舍就冻上了！”陈懋章院士回忆道。但学生们都没有什么怨言，“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学得卖力又扎实。为了尽快建好学校，学生们都自觉参加义务劳动，秋天哼着歌，冬天呵着气，搬砖修路平操场，洋洋洒洒的是学习，也是建设。后来校园里树起来了“培养红色航空工程师”的红色大字标语，那不悔的理想，那庄严的宣告激励着那一代人学知识画图表，背沙包扛砖头。是他们，在简陋的工棚中抓学习，在繁重的课业外搞建设；是他们，一路披荆斩棘走出了北航精神的红色起点；也是他们，也走出了东方崛起的新征程。
持之以恒的长跑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懋章
炮火离我们这一代似乎很遥远，但1936年出生的陈懋章院士亲历过敌机的炮弹轰炸，旧中国的落后深烙在他的心头，学习科技同样是他毫不犹豫的选择。1952年秋，年轻的陈懋章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设计专业录取。
在北京航空学院的那几年，陈懋章系统地学习了近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那些看似基础的入门的理论为他打开了一扇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1979年，陈懋章作为我国首批公派出国的学者，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从事湍流和转捩研究。回国后，一直关注国际研究领域的动向，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他，在多年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一套能将全三维多级粘流程序应用于实际工程设计分析的相对成熟完整的叶轮机气动设计软件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懋章院士与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合作研制的 “863”空天飞行器用高负荷风扇达到美国20世纪90年代预研风扇的先进水平；他主持完成的“低速大尺寸压气机实验装置及转子流场动态测量技术”，是研制航空核心压气机和研究其流场精细结构的重要一环，于199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他指导并参加的某型发动机跨音压气机改型设计中，一种新型压气机处理机匣被提出，保证了发动机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稳定可靠工作，排除了空中熄火故障，于1999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999年陈懋章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在诸多人看来已是功成名就的顶峰，他却只当作新的起点，继续率领团队在大小叶片理论和应用方面探索。2013年12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授予陈懋章院士“航空报国金奖”，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众望所归，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屡历转折的豁达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孔辉
1952年郭孔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航空系，1953年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十八岁的他第一次踏进北京航空学院。由于家庭关系，1954年国庆前夕，郭孔辉被通知离开北航前往华中工学院学习汽车专业，一年后又被并入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割舍自己最爱的航空专业，从北京到武汉再到长春，他的心里怅然无比。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扪心自问，年轻的郭孔辉终于豁然开朗，“无论是做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1956年郭孔辉毕业后满怀期待回到北京，着手准备自己在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不久郭孔辉便随着新研究所扎根长春，开始了汽车悬架设计与振动研究。然而转折又一次降临，他被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县新平公社劳动。那时的农村生活单调乏味，很多人撑不住倒下了，而郭老却说那是一个很适合他思考的环境。在那一个个漫长的甚至压抑到有些苦滋味的夜里，郭孔辉院士完成了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论文《悬架稳定性及其分析方法问题的探讨》和《空气弹簧特性理论初步研究》。他在1959年提出的“力矩中心”概念，更是创造了研究汽车侧向振动的新方法。
由于政治背景，郭孔辉院士在“四清”运动之初更是被批得一塌糊涂。在没事的时候，他只一个人找隐蔽的地方做研究。不管是“汽车高速操纵稳定性试验评价方法”课题获得国家科学大会奖，还是我国第一个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的研制成功；不管是汽车动态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成功，还是长春孔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建立发展；不管是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荣获其他诸多奖项，郭老一路前进从来都是将祖国发展为先的的大道理揣着心头，而这成就恰也是对他不为外界所动、干一行爱一行的豁达精神最为诚挚的反馈。
怀爱前进的探索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戚发轫
荧屏上的戚发轫院士字字句句严谨有力又饱含温暖。戚老说，做人要有爱，没有爱的人是不会把他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的。戚老那矍铄的精神和深情的目光又何尝不是扎根于爱呢？
1952年戚发轫如愿进入北航学习航空，而1957年国家成立第五研究院后，刚刚大学毕业的戚发轫就被分配到五院研制导弹和运载火箭。历经苏联专家撤离和发射失败，1964月6月“东风二号”的发射成功带给戚老无限的力量。1966年，承担“两弹结合”任务的戚发轫进入酒泉发射场，一连在戈壁荒原上奋战了五个月。这年10月底，他也终于成功盼来了中国首枚导弹核发射的时刻。
随后在1968年，戚发轫作为聂荣臻元帅指定的“航天18勇士”之一调入国家新成立的五院，开启了自己卫星研制的新征程。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那时响起的乐音是戚老心头最动听的声音。
1992年，国家立项搞载人飞船，当时已经59岁的戚老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尽管年事已高，尽管顾虑重重，戚发轫院士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出任总设计师，开始了对“神舟号”飞船的探索。2001年，戚院士的老伴儿去世了。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对操劳不断的妻子原本就充满了愧疚，但身负“神舟号”科研重担的戚老顾不上悲伤，便一头扎进了科研。戚老说过人要有爱才会懂得付出，但他也说过，一个人最大的爱是爱国。
意志高昂的实干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陶宝祺
2001年3月，我国航空智能材料结构研究的开拓者、结构测试专家陶宝祺院士故去，那时年逾古稀曾担任他老师的高镇同院士专门写了一首诗缅怀他：“智能材料谱新章，发愤图强意志昂。壮志未酬寿运短，浩然正气流芳长”。
从1952年大学入学到1957年毕业分配，在北航的那几年是陶宝祺弥足珍贵的时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家庭关系复杂”，陶宝祺被调出了直升机研制队伍，安排到力学教研室。在科学的春天悄然而至之时，陶宝祺院士在力学测试仪器领域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双向引伸机、微压传感器、弓形应变片、光纤转矩测量装置、高灵敏度液位传感器和压差式比重计等相继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项。
1989年至1991年，陶宝祺应邀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参加美国电站超导储能器研究工作。两年时间他成功地解决了10万安培电流超导储能器的失超安全控制和试验装置的设计、制造和强度计算问题，为试验成功做出了贡献。敏锐的直觉也促使他一回国便将在美接触到的新兴边缘学科“智能材料与结构”加以推广，组建智能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只要想干，肯干，就一定能干成”，陶老的实干精神和必胜信念深深感染着身边人，推动一个个技术难关的攻克，智能材料和结构研究所也一步步发展壮大为国家智能材料和结构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陶宝祺院士投身祖国科研，一步一步走得坚定昂扬，换来的是强度自诊断自适应智能结构，是腰型微压传感器，是“直六”整机结构等10多项大型工程应力测试项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头衔，是“五一”劳动奖章，也是一生的实干，一生的付出。
严谨求实的自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永志
时光一晃回到六十五年前，高高瘦瘦的辽宁男生王永志第一次来到北京航空学院。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在苏联读书的王永志拒绝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留校读研的亲自劝说，踏上了回国的路。
王永志一回国就被分配到负责中国火箭与导弹研究的第五研究院一分院。1964年夏，年仅32岁的王永志第一次踏进大漠戈壁的导弹发射中心，便为导弹发射提出了至为关键的建议，他也因此在钱学森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70年代，应钱学森提议，王永志出任总设计师。在此期间他主持制定了体现技术更新换代要求的总体技术方案。为把握航天机遇，将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王永志提出“长二捆”的构想。在短短的十八个月里，王永志不顾反对，拍着胸脯立下军令状，“只要中央支持，我保证按时把火箭立在发射塔上！”。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如期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7月16日，一举发射成功。
1992年，王永志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被人们所关注。2003年10月16日，杨利伟走出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向大家挥手致意的时候，落泪的王永志“大总师”才真正走进大家的视线。
2004年，王永志院士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五百万科技奖项设立以来，首次授予航天界。而寰宇间那颗“王永志星”同样是对“干航天这一行，一辈子都提心吊胆”的王院士最为闪亮的回馈。
一丝不苟的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群鹏
作为我国失效分析预测预防分支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我国失效分析学会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钟群鹏院士，自十八岁始，便与北航结下了长达甲子的不解之缘。在北航，钟群鹏院士为中国的材料学科搭建基础，从无到有，因而也在材料学界的石碑上刻下了熠熠生辉的印记。
从学生到教授，学贯中苏的钟群鹏始终保持着开拓者敏锐的眼光。20世纪60年代初，钟群鹏参与创办了高温陶瓷和原子能材料专业。没有设备自己造，没有成熟的课程就自己从原版著作选编，没有学生就自己招。
1970年开始，钟群鹏不顾闲言碎语，毅然投入到以断口分析为切入点的断裂学科。此后钟群鹏院士组织参与了中国机电、航空、航天及众多国民生产领域的500多起重大灾难事故的分析调查，在重大失效事故现场进行了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构建了我国的机械设备失效分析预测预防的完整学科体系雏形，创造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20世纪80年代，为了推进失效分析的发展，钟群鹏院士奔走呼号，从而使中国第一个失效分析的学术组织——“失效分析工作委员会”于1985年得以顺利建立。20世纪90年代，在老一辈科学家师昌绪、颜鸣皋等院士的倡议和推动下，钟群鹏又组织成立了“中国科协工程联失效分析和预防中心”，钟群鹏被选为中心主任。1995年在完成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批准的CIDA基金项目的基础上，钟群鹏院士成立了“中国—加拿大失效分析和预防培训中心”，开辟了失效分析高级人才的国际培训与交流渠道。“智慧来自勤奋，创新基于实践；成功在于坚持，毅力源于理念”说的就是钟老日日进取，经年开拓的一生。
转眼间52级学子毕业整一个甲子，他们的眼角多了几条皱纹，两鬓多了几缕白发，而岁月曾未能改变的，是他们坚定的目光。在北航能源与动力学院的实验室里，今年81岁高龄的陈懋章院士仍然奋战在工作台前，孜孜研究某涡轴发动机；83岁的钟群鹏院士如今也已满头白发，但作为“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的他依旧在为国家而奔波。那一代人执着的精神，那一代人爱国的热血，是戚发轫院士为青年人授业解惑的辛劳，是郭孔辉院士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与推广上的汗水，是王永志院士培养新一代航空航天人才的心血……六十五年沧桑历洗，奋进的北航风华正茂，气势恢宏；八十余载砥砺前行，辛勤的院士是北航的荣光，是中国的骄傲。何期于鲐背，相约于茶寿，愿院士们健康永驻！
